盛度(963年～1041年)，字公量，余杭瓶窑镇人，祖籍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曾祖盛珰入仕吴越，时任钱塘令(盛氏家谱中说余杭令)，因此全家徙居余杭，而今瓶窑黄山有盛姓村民20余户100余人，有家谱为证是盛氏后裔。盛度父亲盛豫在吴越国钱俶时任检校太傅，随钱氏献土出使宋朝归来，举止安详，神态自若。当时人说：“盛太傅无忧色，吾属安矣。”献土归宋，这是吴越国的明智之举，而盛豫在吴越归宋全国统一的历史关键时刻，起了安定地方促进团结的作用。

　盛度少年时，勤奋好学，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走的是一条科举入仕的道路。北宋端拱二年(989年)，26岁的盛度进士及第，开始步入北宋政坛。

　　纵横官场五十年

　　盛度先是从地方小吏做起，历任济阴县尉、封丘主簿。后来又在京城开封担任过光禄寺丞、御史台推勘官、秘书省秘书郎、三司户部判官等京官，几年时间里，盛度凭着自己出众的才华，仕途坦荡，一直做到尚书屯田员外郎，“屯田”原是工部下的一个官署，元丰年间改制，设郎中、员外郎，主要管理国家的屯田、营田、职田、学田、官庄等事务，这相当于一个副部级的职位。后来盛度当了开封府判官，因为审案失实，被降职使用。
　　宋真宗年间，盛度得到真宗赵恒的赏识，升为右谏议大夫、权知开封府，“权知”是宋太祖罢地方节度使后设立的名目，不拘铨选常规，资序底而重任，隔两等资序称权发遣，隔一等称权知。盛度是右谏议大夫兼开封府，所以称为“权知”，虽然级别不高，但位置十分重要，权知开封府相当于做首都的最高长官，这往往是皇帝的亲信来担任的。可是，盛度并未赴任，据《宋史》记载是“以疾不拜”⑴，就是因为生病的原因没有接受，于是改入翰林院，做了一个清闲的学士，又兼史馆修撰。不久，又历任兵部郎中、景灵宫副使等军职。寇准被罢相以后，盛度也因为交结宦官周怀政被贬为光州(今属河南省)知州。乾兴元年(1022年)再贬和州(今属安徽省)团练副使。天圣初年，与寇准交恶的丁谓遭贬，盛度重又被起用为礼部郎中，后又任兵部郎中，迁太常少卿、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县)，不久，还知审刑院，以右谏议大夫知扬州、加集贤院学士。不久，又复为翰林学士、史馆修撰，迁给事中。即仁宗朝，升礼部侍郎兼端明殿学士，景祐二年（1035年）拜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景祐四年（1037年）知枢密院事。宋代的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与中书省分掌军政大权，盛度以参知政事兼任枢密使，行使的是宰相的权力，这是他为官从政的颠峰。
    章得象担任宰相以后，因为盛度的位置曾经在他之上，所以将盛度排挤到地方担任武宁军节度使。后盛度因事牵连，又被罢为尚书右丞。后又知扬州、应天府。最后任太子少傅。卒后追赠为太子太保，谥号文肃。死时78岁，可谓高寿，归葬瓶窑黄山，俗称“宰相坟”。据《嘉庆余杭县志》载：“太子太保盛度墓在县东北三十里黄山。”
　　纵观盛度的一生，从地方官做起，到小京官再到封疆大吏、朝中要臣，最后位列宰辅，做到枢密使（相当于宰相）、太子的老师，可谓位高权重。死后，皇帝还追赠谥号，荣华至极。不过，北宋时期，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之间的党争异常激烈，官场上到处充满着险恶。盛度也几起几落，屡遭贬谪。不过，盛度能够纵横官场五十年，主要是因为盛度确是一位饱学之士和治国之才，当然跟他丰富的为官场经历也是分不开的。几十年的官场阅历，使盛度具备了超越常人的敏捷的判断力和深邃的洞察力，有两件事足以说明。
　　其一，宋仁宗时，盛度任翰林学士兼史馆撰修，偶尔帮皇上起草点文字。盛度做文章喜欢慢慢悠悠，反复修改，涂鸦半天，不合仁宗的胃口。有一次，仁宗命盛度起草一份诏书。盛度领旨，就要退去撰写。仁宗一摆手，指着旁边的几案说：“盛爱卿就在这里起草吧。”这下子可让盛度犯了难。盛度一向做文章慢吞吞，再加上在皇上面前，心情紧张，仓促之间怎能写得好?但皇上有旨，自己怎好违背。怎么办?他灵机一动，启奏道：“臣身体肥胖，趴在几案上喘不过气来。恳请陛下着人抬高桌来，臣才好写。”仁宗一听说得在理，就让太监们去搬高桌子。盛度得此空隙，忙在腹中打草稿。等桌子找来时，腹稿也已有了。于是展纸磨墨，一挥而就。仁宗见他没费多少思考就写好诏令，忙令太监取来观看。但见文笔流畅，引经用典，仁宗看了大加夸奖：“盛爱卿才思敏捷，文章一挥而就。”盛度趴在地上叩头谢恩，偷偷擦去额上冷汗，哭笑不得地叹了口气。这件事后来一直被用作智谋应用的典范。⑵
　　其二来自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说的是盛度担任尚书右丞、权知扬州时，有一个叫夏有章的人，从建州司户参军的任上升为郑州推官，路过扬州时，盛度称赞其一表人才，第二天“置酒召之”。当时有人对夏有章说：“盛公从来没有宴请过客人，只有特别器重者才邀请吃饭。”夏有章深知其意，过了几天作了一首诗以表感谢。到了盛度的住处，先派人拿了诗进去。可是盛度却不拆封就将诗发回，派人对夏有章说：“我已经老了，用不着这首诗。”不再见夏。夏有章不知是何原因，去见通判刁绎，讲了这件事的经过，刁绎也不知其中的缘由，说：“盛公性情古怪，是不是诗中有得罪他的地方？”有章说：“他还没有拆封呢。” 又问：“是不是信札的格式不严谨？”有章说：“这是我自己亲手写的，极严谨。”刁绎说：“这样的话，肯定是有地方违背了他的意愿。”于是他就去见文肃公问个究竟，“盛公开始厚待有章，现在竟不读他的献诗，这是为什么呀？”盛度说：“我刚开始见到夏有章这个人，气韵清秀，以为必有远器。可是他的封诗上署名自称‘新圃田从事’，得了一个幕官，就轻狂如此。我看他这个人志向已满，做官也就到此为止了。你记住我说的话，以后可以验证。”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盛度的预见。所以沈括说：“文肃阅人物多如此，不复挟他术”。⑶

　　绘《西域图》，力主边疆防务

　　北宋前期，北方契丹骚扰北宋北部边境，盛度屡次上疏议论边事。后来奉旨出使陕西，他实地勘察了边疆的地势，又参考了汉、唐以来的古地图，绘制成了《西域图》献给朝廷，又绘酒泉、张掖等五郡东南山川形势为《河西陇右图》。一次，盛度在宫中便殿向皇帝奏事时，宋真宗问起所上《西域图》一事，盛度趁机向皇帝建议说：“西域的酒泉、张掖、武威、敦煌、金城五郡的东南面，自秦朝以来就开始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碣，绵延万里。历代都有地方官员层层管理和驻军把守，战时烽火相望，这是为形势所迫而采用的抵御之道。唐朝时在边境设置节度使，后以宰相兼领，但因为用人不当，虽然有河山之险而不能坚守，有甲兵之利而不能防御。现在我又重新绘制山川、道路、壁垒、区聚，取名为《河西陇右图》，以供皇上参考。”盛度的话，博得了真宗由衷的称赞，“爱卿真是位博学之士啊！” ⑷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盛度对历代边疆的防务都有研究，而且不乏真知灼见，更为可贵的是，盛度具有比较专业的地理学知识，确是位博学多才之士。
    北宋时期，皇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地方实行分权制，以防止将帅专权。中央禁军的力量得到空前加强，而对边疆的防务却削弱了，所以北宋一朝边患不断。盛度主张重兵镇守边境重地，可谓切中时弊。宋仁宗时，盛度又以边事十条，上书朝廷，议论得当，得到皇帝的赞赏。至于多少为朝廷所采用暂且不论，但两朝皇帝都视为股肱之臣，则是不假。

　　改革盐法，减轻专卖弊端

　　盛度担任给事中时，受诏与御史中丞王随议定流通解池盐法，也就是改革盐法。
　　宋代的商业繁荣，商税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政府为了搜括更多的钱财，对盐、茶、酒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盐是人民日常必不可缺的生活资料，也是北宋政府控制最严的专卖品。北宋自统一以来，为使“天下盐利皆归县官”，特别“重私贩之禁”。食盐专卖造成流通不畅、盐价高、盐质低的恶果，人民深受其害，甚至出现河北地区“以盐比药”、江西地区“人苦淡食”的情况⑸，政府的收入也减少。
    天圣八年，有人上书：“县官禁盐，得利微而为害博，两池积盐为阜，其上生木合抱，数莫可较。宜听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宽民力。”⑹指出了政府禁止食盐流通得利少而为害大的弊端，两池累积的盐堆成了山，以至于上面长出了合抱粗的树木，可是食盐流通阻遏，运不出来，建议政府开放盐禁。于是宋仁宗诏见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议更其制度。盛度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给皇帝上书，指出允许民间经营盐业的五大好处，“方禁商时，伐木造船辇运，兵民不胜疲劳，今去其弊，一利也；陆运既差帖头，又役车户，贫人惧役，连岁逋逃，今悉罢之，二利也；船运有沉溺之患，纲吏侵盗，杂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恶，疾生重膇，今皆得食真盐，三利也；钱币，国之货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镪不出，民用益蹙，今岁得商人出缗钱六十余万助经费，四利也；岁减盐官、兵卒、畦夫佣作之给，五利也。”当年十月，皇帝下诏“罢三京、二十八州军榷法，听商人入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受盐两池。”⑺ 盛度改革盐法，其实质就是“听商旅入钱算盐”（即“通商”），也就是允许商人将钱财或刍粟运缴京师或边地，然后在官府指定的地区取盐销售。这种办法虽然也对民间经商进行限制，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对食盐的垄断和专卖，利用了民间资本，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促进了食盐的流通，也有利于人民的生活。此法行之一年，国家税收增加了十五万。

　　清廉好学，著作累累

　　盛度为官清廉。宋人笔记小说中也有说盛度的，《青箱杂记》中说他为翰林学士时有个下属孙忭召试馆职，给盛度送礼，盛度大怒：“凡送礼的人都是歪门邪道。”呵责再三，孙忭惶然失措而退。但在考试后，盛度见孙的文章不错，擢为三等上，不埋没人才，可见盛度的公正。史书上还记载，盛度对贫穷之人多有施舍，而对送礼行贿者则绳之以法。“所至，下贫无赖，多所纵舍；稍有赀者，一切绳之以法”。 ⑻
　　盛度谪洪州时，建议朝廷恢复贤良方正科，又请建四科以取士，“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明晓法律能按章覆问科”，朝廷后来用了夏竦的建议，置六科取仕，不过这个动议应该是从盛度开始的。⑼ 可见盛度是主张选拔真正的人才的。
　　盛度以清廉闻名，勤奋好学，家有不少藏书，每当公事闲暇，即埋头读书，手不释卷。史载“度好学，家居列图书，每归，未尝释手，敏于为文”⑽。他曾经参加《续通典》《文苑英华》的编纂，又收集皇帝日常文书和群臣奏章，编成《愚谷集》、《银台集》、《中书集》、《枢中集》和《中书制集》、《翰林制集》、《沿韦制置敕》三卷、《庸调租赋》三卷等。
　　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盛度也一样，《宋史》盛度传中对他的为人也有微词，说他“性格猜险，虽平居同僚不敢易语。⑾”可见他是个性格乖僻，肚里做文章，不大好打交道的人。事实也是如此，仁宗朝时，王曾与吕夷简同为相，他与宋绶、蔡齐同为参知政事，王与齐要好，吕与绶相善，惟他与四人都疏远。因政见不合，二相都求辞职。仁宗问盛度何人可继为相，盛度知道仁宗最忌官员结党，就说：“二人腹心之事，臣亦不能知，但陛下各询以谁可为代者，即其请可察矣。”⑿ 意思是说，这两人心中的事我不得而知，陛下可分开问二人何人可代，就明白了。果然，仁宗问王曾，王曾荐蔡齐；问吕夷简，夷简荐宋绶。仁宗怒了，四人都贬，只留了一个盛度，盛度终于爬到了枢密使（宰相）的高位。从这件事看，盛度确是“猜险”，可算是一个官场上玩得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