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27日，大清国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决议，要求清政府对邮传大臣盛宣怀“明正典刑”。消息一出，震惊中外。
　　堂堂国家立法机构，在证据阙如的前提下，以“人民”和“宪政”的名义，不经审判，即以100多人投票表决，要求处决一位朝廷高级官员，这无疑是世界议会史上的一个奇观。
　　此时，盛宣怀出任邮传大臣仅仅10个月，他究竟犯下什么滔天罪行，致使资政院非要取其性命？
得罪既得利益者
　　盛宣怀出生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江苏常州，早在1870年就追随李鸿章协办洋务，1872年向李鸿章建议并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1880年，他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1889年，他配合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兴建汉阳钢铁厂，开办中国第一座用机器开采的大型铁矿——大冶铁矿；1895年，他成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办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北洋大学，乃天津大学的前身；1896年，他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乃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1897年，他开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1896年，盛宣怀执掌铁路总公司，开始主持、控制中国自办的主要铁路干线。然而，在邮传部（综合铁道部、交通部、电信部、邮政部四大功能，而尤以铁路为大）成立之时，一直是这个大部所管辖范围内实权人物的盛宣怀，却在内部权力倾轧中落败，被发配到上海，以侍郎（即副大臣）身份谈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8月，他才回到北京，几经周折，最终在1911年1月坐上了邮传部尚书（后改称为邮传大臣）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能力卓越又久被压抑的盛宣怀，终于握上向往已久的印把子，一上任便以雷霆手段开展工作，刀锋首先指向的便是他最熟悉也是国家战略资源投放最多的铁路。
　　当时全国17家“商办”铁路公司，虽然政府放手不干预，并且给予各种特殊政策，包括准许他们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方式收集股本金，实际上就是用公权力做保障，在民众中强行集资。但是，这17家公司却比之前的国有企业更为不如，家家腐败丛生、问题成堆，铁路建设毫无推进，巨额资金却是不见了踪迹，实际上已经没有一家能够继续维系，不仅大大影响了作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铁路网建设，而且弄得民怨沸腾。
　　清政府急于挽回这种被动局面，急于办事立功的盛宣怀正是合适人选。在他主持下，清政府于1911年5月宣布，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对商办公司或给予经济补偿、或换发国家铁路公司的股票。这一“铁路国有政策”，赢得了绝大多数为路所困、切盼政府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
　　但是，广东、湖南、湖北三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因为完成集资额巨大，管理者们实际上在其中已有巨大利益，一旦国有，其利益必将受损，而且之前的花账、坏账、烂账也将在审计中曝光，因此竭力反对。而亏损最为严重的川汉铁路四川公司（川路公司），其管理者在欢呼国有的同时，提出一个附带要求：希望政府为他们在上海违规炒股而亏损的350万两白银埋单，遭到盛宣怀的强硬拒绝。
　　川路公司管理者丧气之余，恼羞成怒，加入了广东、湖南、湖北三省商办铁路既得利益者的行列，开始猛攻铁路国有政策、猛攻盛宣怀本人。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此即所谓“保路运动”的肇始。
　　但是，光为了填补自己的财政窟窿而对抗政府，显然出师无名。不久，清政府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引进1000万英镑的巨额外资，投入铁路建设。几家商办铁路公司的管理者得知后欣喜若狂，尽管在盛宣怀的主持下，借款协议完全平等，他们仍然指控盛宣怀“卖国”，以此和政府讨价还价。
穷途末路遭弹劾
　　川路公司既得利益群体为了获得政府对350万两违规炒股损失的认可，不惜无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级政府官员，抱着自己的小九九，试图浑水摸鱼，利用民众运动捞取政治资本。颠覆势力加紧渗透，离间官民。这三种力量，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失控，而盛宣怀成为矛盾的原点和焦点。
　　在对付四川保路运动中，盛宣怀态度强硬，而以年仅28岁的摄政王载沣为核心的清政府，也试图振作一番，他们坚信自己占着情、理、法，与“保路运动”针锋相对。署理四川总督的端方受政府之命率领湖北新军入川平乱，导致了武昌空虚。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天下烽烟四起，政府为了救命，把责任推给办实事的盛宣怀，成为最为简捷有效的卸责方式。
　　16日，御史史履晋弹劾盛宣怀，一方面承认铁路商办出现大量问题，另一方面却认为盛宣怀的方案是为了满足其“独揽利权、调济私人”的目的。盛宣怀的因省制宜的补偿政策，则被指控为导致“人心愤激、大起风潮”的原因。
　　26日，又一位御史范之杰上奏，认为川鄂动乱主因并非“赵尔丰之操切罗织、瑞澂之弃守潜逃”，而是“横绝中外”的“神奸巨蠹”盛宣怀所为。他指控，盛宣怀之所以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补偿方式，是为了进行股市的内幕交易：在铁路国有宣布之前，盛宣怀已经派人到广州低价收购了大量粤路公司股票，所以粤路商股十足偿还，盛宣怀大捞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怀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断打压。
　　盛宣怀破了不少人的财，他们准备要取盛的人头作为补偿。御史们的指控，盛宣怀可以当作几只苍蝇嗡嗡叫。但来自资政院的攻击，则是直接而致命的。
　　10月25日，资政院指控盛宣怀四条罪状：违宪之罪、变乱成法之罪、激成兵变之罪、侵夺君上大权之罪，这几条罪，“按律当绞”，全体一致通过对盛宣怀的弹劾案。
　　当日前去列席议会的下属，从资政院带回了会议记录，盛宣怀“展读之下，不胜疑诧”：“干路国有不交阁议，谓为侵权；借债签字不交院议，谓为违法；借日本1000万元，谓为卖国；擅调兵队，谓为跋扈；革党陷城，由于路款，谓为祸首。”几乎每项罪名，他都无法接受。于是，盛宣怀在当日及次日，写下长篇辩护词，逐条反驳议员们的指控。
逃亡使馆求庇护
　　盛宣怀在否决了全部指控后，自请解职，以避嫌疑。但是，资政院弹劾案已上，巨大的压力居然迫使摄政王载沣和内阁10月26日就宣布：“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同时，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于盛宣怀蒙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着该衙门议处”。
　　“辜恩溺职”的罪名并不重，但削职为民的处罚极其严厉。问题在于，议会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他们还想要盛宣怀的命。
　　盛宣怀得知了资政院的动向，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极为担心，立即前往美国使馆寻求帮助。美国使馆又通告了英国使馆，于是决心采取四国联合行动。26日当天，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嘉乐恒、德国公使哈豪孙、法国代理公使斐格威紧急觐见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庆亲王保证，朝廷绝不会处决盛宣怀，其生命完全有保障，但各国公使不相信。他们认为清政府完全可能牺牲盛宣怀作为替罪羊。对于资政院的决议，英国公使朱尔典嗤之以鼻，他认为资政院要求铁路国有及借款应交其决定，虽然没错，“但其结果，不过乱事继续不绝而已”。
　　当天深夜，四国使馆各派遣两名军人，在美国公使馆汉文翻译丁家立及英国公使馆翻译率领下，组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国际卫队，护送盛宣怀前往天津租界。
　　其实，早在25日资政院发出弹劾奏章之后，盛宣怀就已经搬入了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的宅邸，躲避风头。之后，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出面，动员美国使馆，才策动四国公使出面保护。四国及日本，为了争夺盛宣怀，还发生了一场平静的角逐，从盛宣怀离京赴津的火车选择、奔赴青岛的轮船安排等，都互相较劲。
　　而盛宣怀最初搬入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的宅邸，就是相信只有日本才能帮助中国恢复秩序，并帮助他本人脱离困厄。日本也认为盛宣怀关系到其在华利益，首相山县有朋亲自要求外务大臣：“盛宣怀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时帝国政府即应采取切实措施予以保护。”日本政府特派三井物产公司北京支店长高木陆郎，伴随盛宣怀，“不论其前往何处，均将随行到底”。
　　10月30日，盛宣怀乘德国商轮提督号，由天津经大连转往青岛，但日本人经过积极的工作，以盛宣怀必须去日本治病为理由，将盛宣怀从德国庇护下转移到日本内地。直到1912年秋，在孙中山的邀请下，盛宣怀才又回到上海。

1902年盛宣怀（前排左三）在沪与英使马凯等晤商商约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