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兴学强国理念，创办北洋大学、南洋公学，被称为“中国高等教育之父”

      上海交通大学的徐汇校区，有一幢建于1918年的老图书馆，也是校史馆所在，盛宣怀与交大的故事就保存在这里，等着后人查阅和评说。

史学永远不可能与现实分离。每个时期人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解读，都映衬着社会的更迭，折射出时代的价值观。对于洋务巨擘盛宣怀的历史评价便是实例。

如果说胡雪岩是清末“民营企业家”的代表，那盛宣怀无疑是那个时代“国企掌门人”中的灵魂人物。他的履历十分光鲜：创办中国第一个民用洋务企业、创办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创建中国第一家银行、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创办第一家私人图书馆、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创办红十字会……

虽然盛宣怀一生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但由于其在李鸿章的洋务派阵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多数人仍以“大官僚大买办”定义盛宣怀。盛宣怀始终是一个难以盖棺定论的人物。由他创办的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今年恰逢建校120周年。两所交大在国际上都称得上声名赫赫，然而，直到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114岁华诞之时，盛宣怀作为创始人的身份才被正式承认。

当《环球人物》记者走进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时，一尊高2.8米的盛宣怀铜像立于眼前。这尊像左手托奏章，表情慈祥，其兴学强国的信心和前瞻性的智者眼光，瞬间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变革的时代。

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

盛宣怀出生于官僚家庭，是典型的“官二代”。祖父盛隆，是清朝嘉庆庚午年间的举人，当过浙江海宁知州；父亲盛康，是清朝道光甲辰年间的进士，当过湖北武昌道台。

如果说祖父盛隆尚是一个尊孔读经、崇尚儒学的正统知识分子，那么父亲盛康已经是一个经世致用、注重现实的新式务实之人了。盛宣怀一方面受祖父影响，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扎实的中学根底；另一方面因为早年随父亲到地方任职，见识不少，对于西风东渐、国门初开的社会有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才华也开始崭露头角。

客观地说，盛宣怀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官二代”。1870年，年仅26岁的盛宣怀经父亲引荐，进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同年，“天津教案”发生。盛宣怀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贫穷孱弱，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凌辱，原因就在于中国没有可以作为国家命脉的近代实业。此后，盛宣怀便一心追随李鸿章，发展以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为核心的洋务。他坚信，唯有兴实业，才能拯救国之危亡。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到19世纪末，盛宣怀虽然控制了轮船、电报、铁路、银行、纺织等中国近代实业中的一批重要企业，掌握着当时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但人才短板却始终无法解决。甲午战争后，盛宣怀更进一步意识到“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而培养人才不能“临渴掘井”。为此，他做了当下最流行的事儿——跨界。这位洋务巨擘下定决心办学堂：“人笑我收效不能速，十年树人，视十年若远，若不树之，并无此十年矣！”

1896年10月，盛宣怀卸任天津海关道，调任铁路总公司督办，移居上海，并被授予太常寺少卿，从一品官衔。授衔后的第二天他上奏《条陈自强大计折》，观点鲜明地提出：唯办学才能兴国。西方人才济济，皆源于学堂培养造就；并呈报自己正在上海筹建南洋公学。就在前一年，盛宣怀在天津成立了北洋大学（原名北洋西学学堂），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

盛宣怀的奏折受到清政府的重视，12月光绪皇帝发出谕令，同意开设新式学堂，经费由户部直拨。这标志南洋公学正式成立。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甲午战败后的巨额赔款，使清政府国库空虚，拨款谕令成了一纸空文。  

政府拨款办学一时难以实现，并没有影响盛宣怀办学的步伐。盛宣怀决定从自己主管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筹措办学资金，招商局6万两，电报局4万两，每年10万两银子作为南洋公学的办学经费。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897年6月29日，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照复南洋公学开办文，称南洋公学于三月初七（即公历4月8日）正式开学

盛宣怀对南洋公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邀请了当时在中国最好的一批教育家来参与学校组建。何嗣焜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型的官员，当时已经隐居在家。盛宣怀多次登门拜访，请他出山。何嗣焜被盛宣怀的办学热情所感动，答应就任南洋公学的第一任总理即校长。盛宣怀又聘请教育家张焕纶作为中文总教习，兼管学校的教学管理，还提升外文教习福开森为监院。这位波士顿大学毕业的美国人，对盛宣怀的评价是：关于学校的事情，他是最权威的人物，可是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会干涉学校的机构，他清楚地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积极推进现代中国的进步生活。

经过几个人反复研究，校址选定在上海西南的徐家汇附近。福开森负责校舍建设，亲手设计了中院和上院。如今，这两座有着百年历史的教学楼依然是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内最具特色的建筑。

南洋公学由4个部分组成，即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师范院专为整个公学培养师资；外院相当于附属小学，为中院提供生源；中院相当于附属中学，为上院提供生源；上院相当于大学本科，专门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高等教育从此产生。在课程设计上盛宣怀也是煞费苦心：低年级学习英文、法文、日文、地理、算学等课程，高年级学习世界地理、博物、理化、法制、经济等课程。

盛宣怀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贯穿到南洋公学办学之中。他探究了当时中国数十年教育成就不大的原因，认为主要在于中国的固有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发扬光大。因此，盛宣怀在制定《南洋公学章程》时规定：南洋公学的学生应以学习中国经史大义为根本，在此基础上，再学习西方的技艺。

说到“西学为用”，盛宣怀贯彻得更为直接。他直接聘请西方各国有识之士担任南洋公学外籍教师，其中绝大部分是美国人。教材则是原版美国教科书，课堂上主课一律用英语讲授，作业和考试也是如此。

为了更好地借鉴西方办学经验，盛宣怀在“请进来”的同时，不忘“走出去”，即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他利用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捐资，帮助南洋公学的学生到日本、欧洲和美国等地继续学习。1898年夏天，在盛宣怀的安排下，南洋公学第一次挑选6名学生，东渡日本留学，其中最小的16岁，最大的21岁。从1898年到1906年8年间，盛宣怀派遣到美、英、德、日及比利时五国的留学生，共计58人。这在当时是一个可观的数目。

非考试不能录取

1898年南洋公学毕业生合影。

南洋公学及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100多年来，都以“从严治学”闻名于世。

当年，南洋公学对学生的录取条件要求很高，必须经过极其严格的入学考试。在招生标准这一点上，盛宣怀做了非常清晰的定位——绝不以学生家长的经济情况为入学的判断标准。福开森也曾说：“严格的招生制度不仅是我们的规则，而且是我们的实践，除非考生能同其他的投考者竞赛而通过入学考试，否则就算是由有权势的人物推荐的对象，也不录取。”

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院首次招生，数千名考生仅录取30名，可谓百里挑一。南洋公学校友邹韬奋曾经说过：“南洋公学是上海最著名的一个学校，对于招考时的考试特别严格，所以有志报考的，在暑假期间常要请人到家里补习功课。”这就是说，如要报考南洋公学，仅在中学学习是不够的，还要请人进行专门辅导，这样才有可能考取。

盛宣怀为南洋公学制定了十分周全而详尽的章程，总共有15大项100多小项，对课堂纪律、教员职责、职工职责、学生礼仪、学生用餐、学生休假、功过奖惩等均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如有违反者，惩戒极严。此外，进入南洋公学读书者，如果不努力、不长进，以至于落伍，则立即被淘汰。

南洋公学的校友在回忆录中写道：“老师教书极严，大家静听不敢多言，如老师认为无故多问，即作不敬师长论，轻而斥责，重则记过。考试时的题目也是十分苛刻。临到考试的时候，总喜欢从别的书上搜求最艰深最困难的题目给学生做。”

上海交通大学的档案馆中至今还藏有我国现代著名科学家、校友钱学森院士的一份“水力学”考试试卷，这门课当时是用英文讲授，因此考试是用英文出题，用英文作答。钱学森在学校读书时十分用功，整份试卷整整齐齐，正确无误。仅仅因为一个英文字母未用大写，就被老师扣去3分……在这样严格而又紧张的学习氛围中，学生的淘汰率很高。例如1909年春天入学的14名学生，至1912年能够毕业的只有8名，淘汰率竟达到了43%。

挽救学校于灭顶之灾

20世纪初期，南洋公学已经设有材料实验厂、木工厂、电机厂、蒸汽和煤气厂等，几乎成为上海的工业中心。学校的实验实习课程安排较多，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占有很大比重。例如，当时铁道科学生的铁路测量课程，教师每讲授3小时，学生便实验4小时，实验时间超过了讲课时间。学生的毕业设计，要具体设计一条铁路线，教师认为合格以后才准予毕业。又如当时电机科的学生所修“互换电流机械”课程，基本上是以实验课为主……南洋公学因此获得“东方MIT（麻省理工）”的称号。

就在南洋公学不断壮大之际，学校遭遇了一场几乎是灭顶之灾。1902年秋天，南洋公学发生了“墨水瓶风波”。有个顽固保守的教习，发现他的椅子上有个空墨水瓶，认为这是在讽刺自己胸无点墨，便执意要开除他所认定的放墨水瓶的学生。这种横蛮的行为引发全校学生集体退学抗议。此时全国各地学堂风潮迭起，社会舆论也站在学生一边。南洋公学最终有145名学生离校，蔡元培、吴稚晖等教师也愤而辞职。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正企图夺取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利权，这场风波正好让他抓住了机会。他致电盛宣怀称：“闻南洋公学已罷散，能否趁此停办。或请南洋公学另筹款。”

盛宣怀坚决不肯停办。为了保住南洋公学，他只好暂时采取收缩的办法，即将译书院、东文学堂、特办和师范院全部裁撤，只留中院六班，以200人为度。他再次上奏清廷，认为南洋公学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为主义，因此必须办好。在从1902年到1907年的5年时间里，南洋公学的办学资金主要来源都是盛宣怀的私人积蓄。在他的带领下，南洋公学度过了建校以来最为艰难的岁月。

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撒手人寰。后世对其评价褒贬不一，甚至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在慈禧太后看来，他是“不可少之人”；在李鸿章看来，他“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识敏瞻，堪资大用”；在孙中山看来，他则是“热心公益，而经济界又极有信用”之人。另一方面，由于1910年初，盛宣怀提出“铁路国有”政策，直接引发了“保路运动”，进而引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清史稿》中，直接称其为“误国首恶”；而在鲁迅先生笔下，他更是个十足的“卖国贼、官僚资本家、土豪劣绅”。

其实在盛宣怀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就备受争议，有人说其办轮船，电报、银行等企业是为谋取私利，当时盛宣怀愤慨地驳道：“宣怀半生心血不过要想就商务开拓渐及自强，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使各国知中原尚有人物而已。”

很多时候，别人如何评说并不重要，那杆秤在每个人自己心里。